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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惠王章句下·第三節
作者：佚名
　　齊宣王問曰：“交鄰國有道乎？”

　　孟子對曰：“有。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，是故湯事葛，文王事昆夷；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，故大王事獯鬻，句踐事吳。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樂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國。詩云：‘畏天之威，於時保之。’”

　　王曰：“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”

　　對曰：“王請無好小勇。夫撫劍疾視曰，‘彼惡敢當我哉’！此匹夫之勇，敵一人者也。王請大之！詩云：‘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莒，以篤周祜，以對於天下。’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書曰：‘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惟曰其助上帝，寵之四方。有罪無罪，惟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’一人衡行於天下，武王恥之。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”

譯文及注釋

作者：佚名
譯文
　　齊宣王問道：“和鄰國交往有什麼講究嗎？”
　　孟子回答說：“有。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夠以大國的身分侍奉小國，所以商湯侍奉大國，周文王侍奉昆夷。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夠以小國的身分侍奉大國，所以周太王侍奉獯鬻，越王勾踐侍奉吳王夫差。以大國身分侍奉小國的，是以天命為樂的人；以小國身分侍奉大國的，是敬畏天命的人。以天命為樂的人安定天下，敬畏天命的人安定自己的國家。《詩經》說：‘畏懼上天的威靈，因此才能夠安定。’”
　　宣王說：“先生的話可真高深呀！不過，我有個毛病，就是逞強好勇。”
　　孟子說：“那就請大王不要好小勇。有的人動輒按劍瞪眼說：‘他怎麼敢抵擋我呢？’這其實只是匹夫之勇，只能與個把人較量。大王請不要喜好這樣的匹夫之勇！”
　　“《詩經》說：‘文王義憤激昂，發令調兵遣將，把侵略莒國的敵軍阻擋，增添了周國的吉祥，不辜負天下百姓的期望。’這是周文王的勇。周文王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。”
　　“《尚書》說：‘上天降生了老百姓，又替他們降生了君王，降生了師表，這些君王和師表的唯一責任，就是幫助上帝來愛護老百姓。所以，天下四方的有罪者和無罪者，都由我來負責，普天之下，何人敢超越上帝的意志呢？’所以，只要有一人在天下橫行霸道，周武王便感到羞恥。這是周武王的勇。周武王也是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。如今大王如果也做到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，那麼，老百姓就會唯恐大王不喜好勇了啊。”

注釋　　
⑴湯事葛：湯，商湯，商朝的創建人。葛，葛伯，葛國的國君。葛國是商緊鄰的小國，故城在今河南寧陵北十五里處。
⑵文王事昆夷：文王，周文王。昆夷，也寫作“混夷”，周朝初年的西戎國名。
⑶太王事獯(xun)鬻(yu):太王，周文王的祖父，即古公父。獯鬻又稱獫狁，當時北方的少數民族。
⑷勾踐：春秋時越國國君（公元前497年至前465年在位）。吳：指春秋時吳國國君夫差。
⑸畏天之威：，於時保之：引自《詩經。周頌。我將》。
⑹《詩云》：以下詩句引自《詩經。大雅。皇矣》。
⑺赫斯：發怒的樣子。
⑻爰：語首助詞，無義。
⑼遏：止；徂(cu)：往，到。莒：古國名，在今山東莒縣，公元前431年被楚國消滅。
⑽篤：厚；祜：福。
⑾《書》曰：書，《尚書》，以下引文見偽《古文尚書。周書。泰誓》。
⑿厥：用法同“其”。⒀衡行：即“橫行”。

讀解

作者：佚名
　　與鄰國相交也就是與別人交朋友，交朋友的目的也就是為了求得和睦相處，大家都平安無事。因此，只有能愛民的國君能以大的侍奉小的，只有有智慧的人能以小的侍奉大的，安於天命的人能保護天下，敬畏天命的人能保護國家。其實這就是最佳行為方式之意。在這個問題上，老子曾經討論過，“故大邦以下小邦，則取小邦；小邦以下大邦，則取大邦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邦不過欲兼畜人，小邦不過欲入事人。夫兩者各得所欲，大者宜為下。”這個意思是說，所以大的邦國以謙下對待小邦國，則能夠取得小邦國的信任；小邦國以謙下對待大邦國，則能夠取得大邦國的信任。或者是以謙下取得信任，或者是以謙下而被信任。大的邦國不過是想兼顧養育人民，小的邦國不過是想加入並侍奉大國。這樣大國小國都滿足了自己的願望，但大邦國還是宜為謙下。而大的邦國之所以能成其大，是因為人民眾多。之所以人民眾多，是因為人民都信任其統治者的政策，因此願意到這個大國來定居。所以，一個國家的政策好壞，常常決定著國家的前途命運。因此大國在擁有了眾多的人民後，更應該以謙下的態度來對待人民，來對待小國。

　　所以孟子舉了《詩經》所說的例子，敬畏上天的威嚴，於什麼時候都能保護之。為什麼要敬畏天命呢？天命又是什麼東西呢？孟子在這裡沒有說明，但我曾在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中有過探討，天命就是天道的規律，人生的道路是要服從上天的道路的，一年有四季，有365天，一天有十二個時辰，二十四小時，地球圍繞著太陽自轉、公轉，這都是天道。作為地球人，非服從這個天道的規律不可，除非你跳出地球。知道了天道的規律，從而才可以知道人道的規律；知道了人道的規律，才可以“為政”，也就是才能真正懂得統治人民的規律和決竅，也才能選擇到最佳行為方式。

　　但是齊宣王避開天命這個話題，轉而談“勇”，這與梁襄王一樣，都是崇尚以武力解決問題。所以孟子只好又舉了周文王、武王的例子，文、武王不勇嗎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他們倆人有過人的武功嗎？有過人的勇力嗎？沒有！他們都是以“愛民”為中心，才取得天下的。所以孟子勸告齊宣王，如果也想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只有先“愛民”，有了“愛民”的勇氣，才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因此，老百姓惟恐君主沒有“愛民”的勇氣。私有制的畸形發展使得人們的正常的生存慾望變成了貪求、貪婪、貪戀之貪慾，而為了貪慾的滿足，人們就會訴諸武力來進行侵略、掠奪、剝削。在孟子生活的春秋時期，擁有勇力、武力的人也就等於擁有了權勢與財富。而人民受此“好勇疾貧”的影響，貪慾也逐漸增強，也就成了社會混亂的根源。既然人人都在為著滿足自己的慾望而不惜訴諸武力，那麼，人與人之間就會缺少相互親愛的情感而彼此憎恨，憎恨之過份，則也會因情感問題而導致社會的混亂。社會越混亂，為了人們自己生存的需要，人與人之間也就越缺乏相互親愛的精神。所以，孟子認為，慾望，尤其是過度的慾望的滿足的需要，是導致社會混亂的根本原因。

　　而在“愛民”中，孟子所說的是，由一個人來衡量、評定天下的是非是不可以的，因為，個人的看法只能代表個人，不能代表全體人民。而全體人民都是反對以武力奪取天下的。只有使人民安居樂業的意願，才能代表全體人民的心願。

　　孟子在這裡總結了商湯、周文、武王的“仁、智、勇”三種品德，只有“仁、智、勇”三者兼備的人當政才能杜絕匹夫之勇。所以，邦交之道，交友之道，實際上也就是“愛民”之道。用孟子的這些思想來指導我們現代工作，也是很有現實意義的，國與國之間，企業與企業之間，如果用仁愛以大事小，用智慧以小事大，“以篤周祜，以對於天下”，杜絕匹夫之勇，難道不能做強做大嗎？！▲